《读通鉴论》是王夫之在阅读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时的一些感想和评论。该书凝聚了船山先生巨大的心血。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，与顾炎武、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。其学术风气影响于后世甚大，曾国藩评价他为：“先生皆已发之于前，与后贤若合符契。”

不同于顾炎武、黄宗羲，王夫之以史论见长，其《宋论》《读通鉴论》在历代史论中均属上乘之作。在王夫之看来，读史有两大弊端，一是见识不高，流于街谈巷议的水准，有些人对于已有公论之事件或人物尚喋喋不休，将老生常谈之观点和看法视为独到之论，将一加一等于二等众所周知的问题视为独到之创见，所谓卑之无甚高论。二是流于机诈，将史书当成老狐狸经来读，具体表现为：“谋尚其诈，谏尚其谲，徼功而行险，干誉而违道，奖诡随为中庸，夸偷生为明哲，以挑达摇人之精爽而使浮，以机巧裂人之名义而使枉”。王夫之认为以上读史路径不但不对，且有伤于世教、民生，甚于洪水猛兽。如此理解历史，则孔子作《春秋》就不是“乱臣贼子惧”，而是“乱臣贼子喜”了，进而丧失了历史之真义。

为区别于流俗之看法，超越于“匹夫匹妇之巷议”水准，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一书中“于大美大恶、昭然耳目、前有定论者，皆略而不赘。推其所以然之繇，辨其不尽然之实，均于善而醇疵分，均于恶而轻重别，因其时，度其势，察其心，穷其效，所繇与胡致堂诸子之有以异也。”换言之，他不甘心谈论历史流于街谈巷议的水准，而力图别识心裁。

与此同时，王夫之对于书生之气也颇为警惕，他指出“袭《周官》之名迹，而适以成乎狄道者，宇文氏也；据《禹贡》以导河，而适以益其溃决者，李仲昌也。”《周官》《禹贡》均为实事求是之书，宇文氏、李仲昌以之经世尚且反受其咎，更何况学了一两个舶来概念，就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中的“伪士”（鲁迅语）了。因此，王夫之与那些想着“尽破天下之成规，骇万物而从其记诵之所得”（指的是那些学了一些书本上的知识，就想着削足适履、让整个天下讲究其不成熟的想法的妄人）的俗儒划清界限，认为他们的做法贻害无穷。

“中国于各种学问中，惟史学为最发达；史学在世界各国中，惟中国为最发达”，梁启超先生如是说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，中国史学走在了世界的前列，在很早时候就确立了史官制度，也形成了完备的史学体裁体例。国人也尤其重视从历史之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与教训。通俗历史写作在普及知识方面起到了积极意义，但也毋庸讳言，在通俗历史写作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，如存在着“伪”“诈”“俗”等问题。所谓伪，表现是野心比较大，想着用一些简单的概念来定义一个朝代，乃至于几千年的历史演变。所谓诈，过于注重挖掘权术，将历史视为“厚黑学大全”和“老狐狸经”，而对真正重要的道德和制度资源则视而不见，这样陷入功利与低俗而不自知。所谓俗，表现为言语粗鄙，在历史叙述中，缺乏对本国历史的温情和敬意。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观点，并非来源于对历史的分析，而是来自于对现实懵懵懂懂观察的附会。阅读历史材料也并没有真正丰富其知识、提高其历史见识。

如何真正进入历史，臻于经世致用的境地，王船山先生提供了一个思路，那就是“资治”“通”“鉴”，即所谓“鉴之者明，通之也广，资之也深，人自取之，而治身治世、肆应而不穷”。所谓“资治”，是指读史不应当追求知识之广博，而应力求实践性、知行合一，读史当有实实在在的受益，相反，读书之前是什么人，读书之后仍然是什么人，读不读对于人生之境界没有提升，则不过是玩物丧志而已。同时要通达权变，不可不顾当下形势而墨守前人之经验，对于古人之所处之情境，要知人论世，根据古人之情势，代古人斟酌安慰，考虑如何兴利除弊，而不可简单地苛责古人，否则就流于“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，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”。所谓“鉴”，也不是乱看一番，而是古人有得，则思其所以得，如果环境发生变化如何得；古人有失，则思其所以失，如果环境发生变化是否仍会失。所谓“通”，就是要追求通达经世之实学，为学当贯穿君道、国是、民情、边防、臣谊、臣节、学守等各个方面，通古今之变，熟悉当朝典章制度，达则兼善天下，而当身处困境时，仍可自得其乐。

如此则可克服“伪”“诈”“俗”等痹症，真正做到“资治通鉴”。（朱偲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