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隋书》载：隋司隶刺史房彦谦，“家有旧业，资产素殷，又前后居官，所得俸禄，皆以周恤亲友，家无余财，车服器用，务存素俭。自少及长，一言一行，未尝涉私，虽致屡空，怡然自得，尝从容独笑，顾谓其子玄龄曰：‘人皆因禄富，我独以官贫。所遗子孙，在于清白耳!’”这个记载中的“玄龄”，就是唐代名相房玄龄。也就是说，房彦谦靠“独以官贫”的“清白”，培养出了一个极品儿子。这里，示人的启示很多，智者见智、仁者见仁，但由“官贫”而打造出的一个“幸福链条”却是共认的，即：官贫—清白家风--泽延子孙。

封建社会人治专权，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，朝厅堂暮囹圄者大有人在。许多有识官吏参透了“官场如赌场”的谜底，为规避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”，保持自家香火延续，无不缜密处事，防止“授人以柄”。这其中最通用的法宝，就是“官贫”和“清白”。盖因做官者尚贫，就不会动心去贪；做官者安贫，就不会贪赃枉法犯事。如是，不仅自己落个善终，还会培植“清白”家风，滋养出争气儿孙。正所谓：家贫出孝子，官贫出贤臣。纵观历朝各代，因贪墨而福及子孙者，几希；相反，安于“官贫”和“清白”的清官廉吏，身后却多是光耀门楣的俊才贤臣，如东汉的“杨门四世太尉”、后周的“窦氏五贤臣”等。无疑，这是一种为官做人的幸福。

我们不妨再设想一下，倘若这房彦谦是个贪墨，在相当于现代省部级长官的要位上，捞了个盆满钵溢，“所遗子孙”的将会是什么？且不言在热衷“钓鱼执法”的隋文帝手下当差，随时面临着朝堂上被砍头的风险。《隋书》记，开皇十三年(即公元593年)，晋州刺史、南阳郡公贾悉达，显州总管、抚宁郡公韩延等官员都因中“计”而被砍头。《新唐书》亦有例可考。德宗时，节度使王锷搜刮钱财，“富于公藏”，使其子王稷除用于贿赂“京师权门”外，还在家中造夹墙藏匿。王锷死后，王稷虽官至子鸿胪少卿，却很快惹上了官司，最后被人杀死。很显然，王稷丧身败家的根由在老爹“贪墨”。两相比较，不难看出，房玄龄之所以名标凌烟，成为大唐一代名相，与其父倡导的“清白”家风密切相关。或许，正是基于对这种因果的远识，房彦谦“虽致屡空”，却“怡然自得，尝从容独笑”。

我们今人在用古典时，往往喜欢套用一句：一个封建官吏尚且有这样的见识，我们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现代领导理应做得更好。道理的确如此，可事实上，我们有的领导干部还真没有房彦谦一般的见识。在法庭受审最后陈述中，泣不成声“对不起家人”、“对不起孩子”，他们利令智昏、全家齐动员大搞腐败时，何曾想过这是在积祸害子孙的“造孽钱”？又何曾想过会孵化出“恶少”的现世报应？可悲的是，这些“官场达人”本已拥有了世人少有的辉煌成功，最终却折了老子、赔上儿子、殃及孙子，甚至为了减轻罪责互相诿罪，亲人成了仇敌，等待他们的只有黑洞般的痛苦寂寥。亲情竟何以至此？父母爱子女，何以沦为如此结局？这不能不令人唏嘘，发人深思。

“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”爱子是无罪的，溺爱则是毒药。有的事错了可以重来，但错位的爱意味着毁灭。当初刘铁男让儿子在关联单位拿干薪，肯定不是为了积累犯罪证据，一定是自以为得计，讨了大便宜。殊不知，把不劳而获当作智慧，必然损害人民利益，同时亲手毁灭自家的幸福；把为孩子捞取万贯家财当作疼爱，必然会使孩子在“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”中，失去独立成长、发展的能力，看似为孩子“计深远”，实乃误其前程、断其生路，可谓饮鸩止渴，愚不可及。故，我赞成林则徐晚年给儿子们写的一副对联：“子孙若如我，留钱做什么？贤而多财，则损其志；子孙不如我，留钱做什么?愚而多财，益增其祸。”这既是对子孙的砥砺，又是一种期待。显然，房彦谦至今仍然不失为学习的典型。（于永军）